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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行者與使者:澳洲國立大學的中國緣》

司馬偉所著《學者、行者與使者:澳洲國立大學的中國緣》一書旨在探索澳大利亞漢學和中國研究發展中的風雲人物,鉤沉往事,特别是回顧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及五十年代初澳洲國立大學中國研究的發軔歷程。

澳洲國立大學草創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但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藉莫理循講座之設立為契機,澳洲政府便已开始關切中國大陸的事务。此一講座的開設,適逢中國發生”九一八事變”,旨在紀念澳洲吉朗邑人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一八六二至一九二〇)。莫氏生前為英倫《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袁世凱當政时,曾出任引人爭議的總統顧問一職。他在北京發出的一系列觀察銳利的報導中,詳實記錄了日本于二十世紀之交在地緣政治上從事東亞擴張的種種企圖。

莫理循所察日本對華侵略的預見,果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得到了證實。隨着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中日兩國爆發了全面戰爭。接着又是德國希特勒在歐洲的大舉擴張。這使得澳洲政府開始意識到,不能再單單憑借英國的外交使節與情報資源。一九三九年羅伯特·孟席斯首相明白指出:”英國人視之為遙遠東方的遠東,就澳大利亞而言,却是安危切身的近北。” 一年後,澳大利亞開始在華盛頓和東京設置公使館,更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任命高等律師及亞太時事資深評論人費雷德里克·艾格斯頓為澳洲駐中華民國的首任公使。

艾格斯頓前往戰火蒼夷的陪都重慶赴任不足俩月,日本偷襲珍珠港。一夜之間,迫使西方列強不再袖手旁觀时已長達四年的中國抗日戰爭。艾格斯頓對英美輕忽太平洋戰場的態度深感沮丧,但在呈送給堪培拉的諸多報告中,他屢屢敦促澳洲當局領悟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並為戰後中國的崛起做好準備。艾格斯頓篤信中國正處於”偉大復興的前夜”。為此,在一九四六年他加入澳洲國立大學草創理事會后,便大力提倡漢學和中國學,使之成爲新建的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院(即今日的亞太學院)的一大學術特點。

繼任的駐華公使,乃經濟學家道格拉斯·高伯蘭。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還都至一九四八年期間,他出使南京。雖值中國國共内戰之際,高伯蘭仍協助艾格斯頓與澳洲國立大學的創辦理事會,尋覓漢學高人,以期出掌國立大學的中國學研究。通過艾格斯頓之力薦,高伯蘭被邀請出任國立大學首任校長。高氏於一九四八年三月歸国后,便汲汲於國立大學的創建。在其履新的第一年九月,高伯蘭便恢復了因太平洋戰爭而中斷七年之久的莫理循講座,並將之納入新生的國立大學麾下。

此外,高伯蘭又舉薦英籍學者兼作家費子智出任國立大學的首位中國學專家。費氏原为高伯蘭在南京的舊識,一九四九年他在澳洲各大學巡回講學后,發現偌大的澳洲,竟然”無一大學收藏中文圖書”。為此,他在國立大學的首要任务就是致力于中文書籍的蒐集。一九五〇年他跋涉香港,有幸購得著名作家并佛教學者許地山的私人藏書。这批書籍, 包括有若干明代的善本,也就成了國立大學孟席思東亞圖書館中文部裏的核心典籍,在此后澳洲的中國研究領域裏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隸屬於太平洋研究院的遠東歷史系在一九五四年組建成立,成為澳洲國立大學第一個中國研究的正式單位。出任系主任的費子智除了學術研究外,還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大利亞正式邦交的建立奔走陳情,不遺餘力。然而由於冷戰時代初期澳洲奉行聯美反共的外交政策,費教授的主張和努力飽受政界人士的非議。澳洲安全情報組織甚至認為他”同情共黨”,對他進行了嚴密監視。

費子智終究不是共產黨。他只不過認為一九四九年的中共革命,應合了中國亘古以來世代興衰與王朝更迭的歷史現象和政治現實。他在一九五一年的莫理循講座上,就是把這一場革命描繪成民情積怨的”火山爆發”。他繼而論述,”從道德立場爭論火山爆發的善惡好壞,徒然無益;不如正視與面對火山帶來的暴力與摧殘。” 不論眾人的政治取向如何, 澳大利亞除了承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別無選擇。一九七二年珊珊來遲的中澳建交終於實現了費氏的願望,也證實了這一觀點的必要。

朱亞雲 孫萬國 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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